上海快鹿、合肥e租宝、昆明泛亚、上海中晋，个个都是涉案数百亿之巨，而更多的更隐蔽的理财骗局已经下沉到广大农村千家万户，譬如善心汇、UC中美摩根、MMM等，披着各种华丽丽的外衣，许诺着各种美丽的未来前景，让人防不胜防！

一、上海快鹿

　　从去年4月初上海快鹿投资集团被曝出资金链断链，整整一年时间过去，曾经该公司管理层数度放出“豪言”尽快兑付，然而截至目前，却只从理财业务员手中追缴回了100万元。《华夏时报》记者获悉，随着上海警方4月8日对外公布的案件进展揭开了这家资产规模曾高达百亿的民营集团血淋漓的“庞氏骗局”真相。

　　“今年1月9日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向各成员国发布施建祥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美国中心局反馈，施建祥已于2017年2月7日离开美国；截到目前，快鹿事件共拘捕70余名涉案嫌疑人，其中已追缴业务员佣金100余万元，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讲，快鹿施建祥和其管理层团队似乎存在着一种串谋行为。快鹿下设至少70-80个空壳公司，另外各种个人或企业代持、善意取得、地下钱庄、复杂的资金转移程序，的确对经侦追赃设置了障碍。”在当日举行的一场新发布会上，上海市经侦总队、上海长宁打非办两位负责人对外介绍透露。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前快鹿集团所谓的完美兑付，被证实果然只是一个谎言，而从上海官方公布的案情介绍来看，想要为数十万投资者追缴回投资资金难度也不小，多达近百个空壳公司已然是快鹿集团为掩护资金流出海外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快鹿案很可能成为将比e租宝事件更为典型的经济大案。

　　追缴资金难度大

　　快鹿案件到底存在多大的资金链缺口，目前官方都没有实际数据公布。而在去年快鹿集团公布的种种资产重组和兑付方案中，就已经涉及到百亿元以上。

　　4月10日，《华夏时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截至2015年2月，仅快鹿旗下东虹桥小贷共发放贷款万余笔，累计金额近160亿元；金鹿财行在2015年累计从28540名投资者处募集投资159亿元。无论此前快鹿集团如何卖资产，恐怕都难以贴补这个窟窿。

　　而根据4月8日上海经侦公布的资金流出情况，记者也了解到，快鹿旗下东虹桥担保的股东早于2014年已经退出快鹿集团，但是，当初施建祥以保留工商注册登记为条件，对股东做出退还股份资金的行为；涉港资金方面，经上海经侦确认非快鹿直接支付，主要也是经过珠海的一些个人和公司帐户进行移转的。现已查明快鹿持有大中华金融46%的股份，这些赃款存在境外代持操作的情况，对司法确权追赃有一定影响。不过，境外代持人因为需要到场方可处理，暂对资产流失无碍。对于主要涉案人员邵永华，上海经侦总队已经敦促他尽快协助司法办案，如一再拖延，将对其采取相应措施；去年快鹿特兑情况原高管徐琪和董荣是最清楚的。至于外界传言的政府内部人员参与特兑，仅仅是传言，没有事实依据，上海原玖的负责人赵沼也在特兑名单里，现已经被刑事拘留。

　　“快鹿集团财务体系非常紊乱，而且其旗下很多子公司高管都参与到掏空集团资产的行为中去，私设个人账户从公司借款到香港投资。另外还有很多注册在开曼群岛等境外离岸市场的空壳公司，是为施建祥出逃提供资金准备的，估计在海外的资金要达到数亿元甚至更多的金额。”4月11日，上海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称。

　　这位人士指出，从现在上海公安公布的案件处理情况来看，快鹿案件和e租宝事件存在着异同，e租宝在还未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时候，警方就直接介入，而快鹿集团已经资金链断裂且无法兑付，从退赔比例上来说，e租宝应大于快鹿集团；e租宝和快鹿目前都有向境外转移资金，且存在大量壳公司的情况，跨境资金的追讨，将成为对警方处理该类特大非法集资案件的考验，但e租宝的首犯丁宁现在在牢里，而施健翔仍逍遥在海外；快鹿所称的特兑行为只是一场谎言，充满着内幕交易，上海公安此次否认了政府内部人员参与特兑，但承认快鹿关联公司原玖负责人赵沼在特兑名单里；快鹿线下理财业务员的大规模佣金追缴，开启先河，此前大部分非吸大案还是以高级别的业务负责人追缴资金为主，而快鹿此次几乎落实到每一个业务员，还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也算是行业先例。

　　这位人士称，快鹿集团案件的办理或许会对其他各类非吸案件起到示范性的作用。

　　狡兔三窟

　　尽管已经拘捕了70余名涉案嫌疑人，但是快鹿集团原董事局主席、也是快鹿案件最大的涉案嫌疑人施建祥仍然逍遥法外。

　　记者了解到，在2016年4月初快鹿集团爆发资金链断裂之前，施建祥就已经逃往香港，并在香港期间谎称生病治疗，通过指派新的集团高管遥控指挥快鹿集团运营；其后又进入美国，去年11月在美国的时候发布了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中施建祥躺在病床上否认自己是当天财富和金鹿财行的实际控制人，又亲口承认已因集资诈骗被批准逮捕并发红色通缉令，关于投资者的兑付，目前快鹿的资产，3个月之内肯定没问题，快鹿就像毛巾一样挤出来的钱总能兑付，而3个月之后对投资人的兑付就需要靠方法和能力。而这个时候对施建祥本人采取强制措施，让他有力使不上，希望回国主导兑付。

　　根据上海公安经侦在4月8日公布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是在今年1月9日发布的红色通缉令，这意味着在去年的时候他已经收到中国公安部的通缉，同时今年2月施建祥又离开了美国。但是在去年6月施建祥又被当地媒体曝出进入加拿大温哥华还和一位王姓上海女子仓促结婚。同时按照规定，施建祥的签证到去年的12月18日到期，施建祥在去年12月又离开了加拿大。“施建祥从香港绕道去美国、加拿大，去年一年在两个国家转来转去。但是现在随着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遍布全球的红色通缉令，施建祥本人已经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抛头露面，追缴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有知情人士分析。

代言过快鹿旗下“当天财富”的郎咸平

　　而据记者查阅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发现，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INTERPOL），其成员国有190个，它的目标是以民众安全为先，主要调查恐怖活动、有组织罪案、毒品、走私军火、偷运人蛇、清洗黑钱、儿童色情、高科技罪案及贪污等罪案。现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其从2016年11月当选，任期为4年。

　　记者也了解到，经由该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它的通缉对象均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红色通缉令”的有效期是5年，期满后如果仍没抓到犯罪嫌疑人，可以再续5年，直到抓住为止。这也意味着施建祥最终将难以逃脱遍布全球的天罗地网。

二、e租宝

　　4月1日消息，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检察院首次办理由市检察院交办和指定管辖、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的“e租宝”系列案件。

　　据安徽法制报，该“e租宝”系列案件是安徽省公安厅督办案件，共计5件5人。涉案的朱某某5名犯罪嫌疑人均系安徽某控股集团下属分公司和运营机构的负责人。据不完全统计，该系列案件受害人数高达3221人，尚有2.4亿余元未能追回。该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时点名了“e租宝”案件。周强指出，要着力防范金融风险。突出惩治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互联网金融犯罪，起诉集资诈骗等犯罪16406人，北京、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e租宝”“中晋系”等重大案件。

　　在看守所，昔日的钰诚集团美女总裁张敏痛心疾首。她说，“‘e租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两台挖掘机，历时20余个小时，e租宝200余台服务器与1200余册证据材料从6米深的地下被挖出。经警方初步查明，涉及90余万人、580余亿元，截至案发未兑付金额近370亿元。

　　在巨额的“非吸”资金中，除了一部分用于还本付息外，“钰诚系”将相当一部分被用于个人挥霍、维持公司的巨额运行成本……

　　美女、香车、粉钻、名表还有各种“奖励”，e租宝实控人丁宁曾有着极度奢靡的私生活。

　　经多份供述表示，丁宁与数名集团女高管关系密切，仅对张敏一人，丁宁除了向其赠送价值1.3亿的新加坡别墅、价值1200万的粉钻戒指、豪华轿车、名表等礼物，还先后“奖励”她5.5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据张敏交代，整个集团拿着百万级年薪的高管多达80人左右，仅2015年11月，钰诚集团需发给员工的工资就有8亿元。以丁宁的弟弟丁甸为例，他原本月薪1.8万元，但调任北京后，月薪就飞涨到100万元。

　　“为了给公众留下‘财大气粗’的印象，丁宁要求办公室几十个秘书全身穿戴奢侈品牌的制服和首饰‘展示公司形象’，甚至一次就把一个奢侈品店全部买空。”多位公司高管表示。

　　今天我们就再来一起盘点一下，e租宝曾经获得过的奖。

　　2014年10月，e租宝通过由国家工信部、整规办、国资委联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共同组建的专家委员会的百万企业诚信网站认证，荣获“中国互联网诚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2015年3月，e租宝当选每日经济新闻“新常态 新消费 新服务——互联网大潮下的新增长极”全国性调查“年度诚信互联网金融品牌”。

　　2015年4月，钰诚集团总裁、e租宝联合创始人张敏荣膺经济观察报“互联网金融风云人物”称号。

　　2015年6月7日，《福布斯》中文版联合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发布了“中国互联网金融50强”榜单。e租宝以A2P领先优势入围榜单。

　　2015年6月26日，由《国际金融报》主办的2015年度陆家嘴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上，e租宝荣获“最具创新品牌奖”。

　　2015年6月30日，第二届新金融联盟峰会在北京召开，e租宝以创新型A2P模式获得“年度金融极客平台”奖。

　　2015年7月19日，国研智库论坛及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峰会，此时e租宝一周年。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华社，钰诚集团，e租宝承办。

　　2015年7月30日，丁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专访。（12月9日被再次置顶，12月10日被全部删除），中国zheng府网宣传：e租宝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融资租赁平台。

　　2015年8月18日，e租宝登陆《福布斯》中文版“中国互联网金融50强”榜单。

　　2015年8月24日，e租宝与PICC签订账户安全责任险。

　　2015年9月3日-5日，钰诚集团出席2015年B20峰会。

　　2015年9月7日，人民日报社主办《环球人物》阅兵特刊 对张敏进行专访。

　　2015年9月17日，由“中国征信行业50人”筹备组策划的为期两天的“中国征信领军者论坛2015”在上海IBP国际会议中心揭幕。钰诚集团副总裁单良领取了颁发给e租宝的“最具风控力互联网金融平台奖”。

　　2015年9月21日，《经济观察报》整版报道e租宝的金融创新与实践。

　　2015年10月25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大政商道》对e租宝模式进行深入报道“A2P模式助力e租宝成行业标杆”。

　　2015年11月27日，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颁发钰诚集团“2015最具责任感企业”：

三、昆明泛亚

　　2万泛亚投资人，400多亿元资金……来自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一款名为“日金宝”的资金受托产品出现赎回困难，令遍布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陷入“庞氏骗局”的恐慌中，也将当前金融监管的漏洞推至台前。

　　泛亚的监管责任在于中央还是地方?属于金融范围还是非金融领域?该由证监会还是银监会来监管?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界定了“泛亚事件”的三大核心问题。

　　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董事长单九良

　　“现行监管体制下，地方性现货交易场所审批权限在于地方政府，然而由于小金属交易清淡，嫁接‘日金宝’后，打破了大宗商品交易非连续性的特征，交易在理论上有了连续性，应当属于金融领域，也该被纳入监管范围，但事实上仅为地方监管，这是监管的漏洞之一;其次，日金宝究竟属于负债性还是权益类的产品，前者归银监会管理，后者归证监会管理，目前还没有定论。”曹远征表示。

　　当前国内分层、分业、主体导向的金融监管体制，被泛亚事件一举击穿，监管的真空地带也被充分暴露。曹远征认为，金融监管应由“主体监管”的模式转为“产品监管”。

　　“对于产品的辨认，显得更为重要，一个产品穿透了现货市场、证券市场，到底是负债，还是投资，泛亚的日金宝究竟属于什么产品都没有定论，凸显了金融监管中产品识别能力的迫切需求，也构成了当前金融监管的核心挑战。”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也曾为泛亚站台

　　同样迫在眉睫的难题在于，恶劣影响不亚于十年前德隆系的泛亚事件，谁该为群体性的贪婪与过失担责?巨大的资金漏洞该不该被兜底?如果要兜底，由谁来承担?

　　多位专业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对于金融资源的无序竞争，是滋生泛亚事件背后的恶性土壤。

　　前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表示，“泛亚模式从技术上和专业性并不难被察觉到风险，但地方政府、金融办没有动力去防范，既然地方政府审批设立，不但不提示风险，反而让大家来支持，地方政府逃脱不了干系。”

　　这一观点得到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的认同。她表示，“昆明市政府在审批后，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责任，反而为其背书。这一做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造成的，在政绩驱动下，金融竞争无序且混乱。从行政责任的角度，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不过，林采宜对于是否该由政府出面兜底泛亚存质疑态度。“金融的铁律在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保护投资者并不是用刚兑来保护，而是需要详尽的信息披露，让其明白产品的真实含义，拿纳税人的钱来兜底是违背社会契约精神的。”

　　具体的赔偿方案上，林采宜认为可以参考存款保证制度的赔偿逻辑，规定一个额度上限。“在契约精神的主基调下，考虑维稳的人道，对弱势群体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比如说都赔偿5万元，最低限度的兜底。人道并不是保障一个人的财产，保障的是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泛亚众多投资者也曾聚集证监会门口上访

　　王君则提出了以“理性兑付”代替“刚性兑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投资者进行甄别，另一方面对泛亚交易所的金属库存清盘，看看残值，尽可能先补助弱势方，高净值人群获得相对少的补偿，做到有条件有差额地提供政府救助。”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吴弘提出了另一个参与主体——产品的销售方也该承担一定责任。有媒体报道，中国银行新疆分行销售的“泛亚理财产品”金额高达70亿元。 “泛亚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投资者有其适当性原则。销售方需先确认投资人是否合格，其次看风险披露是否到位。泛亚的案例中，销售方没有区分公众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肯定需要承担责任。”

单九良被泛亚贵金属投资人围攻

　　截至目前，泛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单九良等1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与此案相关的一批犯罪嫌疑人被各地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单九良及其夫人张子诺（张鹏）等合伙人在昆明开的泛亚交易所、在深圳运营的泛融平台也随之殒落，其地震余波将单九良们打造的“泛亚系”庞大商业帝国摧毁。

　　单九良任董事长、张子诺（张鹏）任总裁的厦门泛亚商品交易中心（下称厦商所）于2015年2月27日开业，单九良们要将其打造成“面向全球的稀有金属、稀土交易中心”；2014年12月厦门两岸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厦金所）成立，单九良任董事长、张子诺任总裁的厦金所，和厦商所同在厦门市思明区厦门金融中心大厦办公，单九良们要将其打造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平台”。

　　2月6日，记者多次拨打上述两家交易所各部门办公电话，均无人接听，传真未交电话费停机；招商事业部的招商合作咨询电话未交电话费停机，24小时招商热线打不通；渠道管理中心负责全国各区的电话未交电话费停机；产品事业部24小时企业客服热线打不通；银商部未交费停机；交易结算部、交收部固话停机；人力资源部联系手机号码变为空号。

　　“泛亚集团”曾为之骄傲的泛亚交易所、泛融网平台、厦商所、厦金所在新疆、甘肃等众多省份的数百家授权服务机构已人去楼空。

　　中央与地方监管边界的模糊，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产品监管的缺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的手该介入多深……一系列的矛盾都因泛亚事件变得愈发尖锐，也亟待监管各方厘清。

四、上海中晋

　　未来大厦、金茂大厦，以及更远处董事会所在的环球金融中心70楼，还有位于会德丰广场大厦、嘉里中心二期的静安分公司，银泰中心大厦的北京分公司……这些分布在最繁华地段顶级商务楼里的340余家公司，构成了徐勤光闪闪的“中晋系”版图。

　　然而几乎一夜之间，“中晋系”“忽喇喇似大厦倾”。4月4日，徐勤在虹桥机场准备出境时被警方截获。4月5日，“中晋系”高层陆续被全部控制。5月13日，包括徐勤在内的“中晋系”35名高管和业务经理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据调查，“中晋系”多家公司累计向2.5万名投资者非法吸收存款近399亿元。截至案发时，未兑付金额达52亿元，涉及投资者1.28万余名。

　　徐勤亲口向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证实：公司运作模式就是吸收新投资人的资金归还旧投资人的本息，维持公司的运作及自己的奢侈生活。金玉其外的庞大“中晋系”，不过是他一手包装的“画皮”，实际上早已千疮百孔。

自制“光环”后的违法阴影

　　“中晋系”对外募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是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名义。但按照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个人投资私募基金限制颇多：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

　　然而“中晋系”的理财产品5万元即可购入。在“中晋系”未兑付的52亿元中，投资金额小于100万元的投资人约1.26万人，投资总金额约为40亿元。

　　法律还规定，合伙型、有限公司型基金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50人。“中晋系”正是为突破这一限制向更多人募集资金，陆续成立多达220余家“合伙企业”。一般每个“合伙企业”吸纳48名投资者，另两个名额属于“中晋系”自身，每个基金募集总额达1亿元。数额庞大的流动资金并未通过银行托管，几乎全部流进了“中晋系”自己的资金池。

无一例外，这些骗局均有“明星”代言

　　公安部门查证，整个“中晋系”220余家销售理财产品的“有限合伙企业”中，仅有一家到证监部门备案。

　　“包装”是徐勤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他坦言，公司租赁高档场所办公是为了“撑场面”，而不少投资者直接从业务人员晒出的豪车名表中见识了这家公司的“实力”。

　　据徐勤回忆，公司按照不同产品类型，向每个客户经理支付4%-400%比例的佣金，平均佣金比例约12%-13%，逐步演变成将一个产品利率打包给客户经理，由客户经理自行决定给客户固定回报，余下就是客户经理的提成佣金。为了奖励客户经理，徐勤也拿得出“大手笔”。负责“中晋系”采购的陈亮回忆：“头一年奖过10辆MINI，第二年就是10辆法拉利。”

　　“我研究过法律。很清楚这种募集资金的方式其实是非法集资。”徐勤坦言这些做法不仅是为“包装”公司形象，也是为打法律“擦边球”：“中晋系”试图用私募基金的合法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以规避被认定非法集资;通过支付销售人员佣金，规避直接向客户承诺固定回报。甚至客户需要跟“中晋系”签订4份合同，合同中不注明投资回报，也是为了规避非法集资行为：“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回避违法，但违法怎么能回避掉?”

　　“内循环”式无果发展

　　一些投资者执着地相信“中晋系”与那些出问题的金融平台不同，因为“中晋系”货真价实地投资了120余家“产业公司”，2015年10月起还细分为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贸易和服务五大“产业条线”，并且控股两家“上市公司”，是真正有“实业”的金融投资平台。

　　然而警方在查证这120余家公司时发现，绝大多数几乎空壳，仅十余家公司有“漂亮的业务记录”，但营业额却明显不符。

　　陈亮讲述了这些“产业公司”的运作过程。以“中晋系”从事信息技术的羽泰信息公司为例，该公司本身不具备任何研发能力，陈亮在外找到一家同样从事信息技术的第三方公司，与羽泰公司签下100万合约，号称购买羽泰公司的“产品”;同时“中晋系”的母公司国太控股将与这家公司再签一份110万的“采购合同”：“实际上两个合同的买卖都不需履行，国太控股出合同金额10%-20%的钱给第三方公司，做个流程出来，贴钱给羽泰公司增加业绩，‘讲故事’ 给投资人听。”

　　采用这样的方法，“中晋系”虚增了“产业公司”经营收入8.45亿元，实际为此向外支付了1.48亿元：“整个过程就是‘中晋系’的‘内循环’。”

　　“中晋系”旗下部分产业公司虽有一定收入，但均为亏本经营。以开设在外滩5号的中晋博物馆为例，销售纪念品总收入330万余元，但国太公司仅房租、物业费用就高达2200万元：“这也是做给投资人看的，毕竟除了报表，还要有点看得见的东西。”

　　警方调查发现，“中晋系”的资金几乎全部在内循环——由“合伙企业”吸纳公众资金至国太控股，国太控股再用资金包装“子公司”、股市对冲，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盈利渠道，投资者的本息来自新投资者的资金。徐勤亲口承认：“我们从资金运作模式来说就是‘庞氏骗局’。”

　　“中晋系”无“造血”能力

　　今年4月5日，就在徐勤出境被警方拦截后一天，中晋合伙人微信号还发布消息称：中晋一期基金50亿完成募集，共募集资金52.6亿元。不少投资人感到不解：“中晋系”看上去发展态势良好，警方为何此时出手?

　　据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介绍，有人举报“中晋系”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他们就着手调查，发现大量投资、实体经营系虚构，“中晋系”并不具备“造血”能力。

　　此外，警方在调查中也发现，近期“中晋系”已在香港建立相关渠道，“中晋系”高层人士出现异动。4月4日徐勤试图出境，警方果断采取措施，终止了徐勤的“吸金计划”，也防止了更多的投资者陷入。

　　“有人以为募集资金52.6亿元是我们账面上有这么多钱，其实是我们负债52.6亿元。”徐勤坦言，以当时资产状况肯定不可能兑付这么多钱，“中晋系”旗下经过包装的“产业公司”几乎没有可能在境内通过上市融资，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到香港试图“借壳上市”：“我们在香港找了三家公司，想看能不能侥幸通过审核，变现后还给客户。但香港联交所审核也很严格，而且上市后是否真能套现也不好说。”

　　案发前，徐勤曾粗略统计：包括办公场所租金、员工奖金及佣金、经营日常开销每天支出约300万元，投资人本息每天支出约200万：“一天支出约500万元，每月就是1.5亿，这些钱全部来自投资者。”

　　案发后，公安部门迅速对涉案公司及高管的银行资金、房产、车辆等资产扣押、查封、冻结，全力展开追赃挽损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投资者的损失。

　　目前已经查扣的涉案车辆、游艇，公安部门使用办案经费专门租赁室内场地，定期保养维护，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状况，以利于这些资产后续拍卖处置时尽可能减少折损。

　　“就算明天死了也没话说”

　　“‘中晋系’实际控制人徐勤非常神秘，对外从未公布过其年龄、教育、从业背景……”这是网上对于徐勤的描述。短短5年时间，“中晋系”快速崛起，引起一些投资人的联翩浮想。

　　警方调查，徐勤1981年出生，上海人。父亲是上海一家运输公司的普通工人，母亲是一家托儿所的保育员，均已退休。前妻徐某和现任妻子殷某，都来自普通工薪阶层。徐勤向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证实了这些情况：“我们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1999年高中毕业后，徐勤入伍服役，2008年回到上海，在沪上某三甲医院基建规划科任科员。当时，徐勤开始自学金融知识，但没有参加任何资格考试：“我想我是一个金融爱好者。”

　　2011年9月1日，他带着向家人、亲友和4个合伙人凑来的500万资金，租下金茂大厦31楼一间办公室，注册上海中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承诺月利率2%的方式，他们“小打小闹”地拉了第一批投资人。直到2012年6月，他才正式从这家医院辞职：“我认为我可以离开体制创出一番事业。”

　　短短5年时间，徐勤站在了财富之巅。上海地标性住宅汤臣一品，徐勤买了3套，却租住在同一小区另一套面积1200平方米的顶楼复式楼，每月租金至少20万元，加上司机、佣人和厨师等专门服务人员，他和妻子一个月生活开销就是50万。

　　警方在徐勤家搜查时曾发现，成捆的欧元、美元和人民币塞在纸袋子里，被随手摆在了窗边。

　　徐勤曾购入一辆全球限量8辆的布加迪威龙跑车，全部开销逾4700万元，而徐勤购买的多部豪车总价达1.48亿元。陈亮说：“在我们看来，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他本人也说，就算明天死了，也值。”

　　不过同样一句话，徐勤却说，自己的意思是“我对不起投资者，就算明天我死了，我也没话可说。”

　　徐勤为公司取名“中晋”，特别是注册“中晋1824”的商标，曾让许多人以为他与山西有关。徐勤告诉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这只是因为自己自学金融时得知晋商票号“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想把晋商票号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

　　按照徐勤的设想，自己想搭一个资金中介平台，通过从社会募集的资金放贷给优良的、有较好盈利能力的项目，自己赚利息差价。

　　然而募集到资金以后，他很快发现始终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来覆盖资金利息。他还曾试图自己培养“种子企业”，但挑选的一批项目一年后没有一个能达到考核指标。

　　随着投入越来越多，徐勤说自己已经有了变现退出的念头：“有一万多投资者，几千名员工，我感受到压力，对于钱我已经没有享受的感觉了。”

　　“希望通过你们告诉像我一样的人，请他们尽快停止。金融的风险必须畏惧。”隔着铁窗，徐勤说，如果有一天还能够回归社会，他希望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好父亲：“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